随着生育率下降带来人口增速的变缓，舆论以及学术界产生了比较 “悲观”的情绪，理由为：1．新增人口变缓恐会降低劳动力总供给，也就会提高中国商品成本，这将不利于我国贸易平衡；2．对于我国部分行业，如果劳动力供给减少，也将会推高行业成本，若薪水成本大于利润增长，将会加重行业负担，产生负作用。
以上基本是业内的“共识”，这也促使了“三胎”政策的落地和实施。
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即便三胎能够快速扭转生育率的问题，但真正反映在就业市场也是20多年后了，在当下我们应该有相关措施去平稳渡过此周期。
技术手段理应是共识，逻辑为以技术手段来提高生产率，进而抵消或对冲劳动力供给对社会财富创造的影响，今年两会中政府也表示“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
在今年全国两会中，一些代表提出要加快恶劣环境工种的Robotics（机器人）替代，将机器人应用在劳动密集型，环境恶劣型以及重复劳动型等工作场景中。
这就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从数据和模型分析，若机器人普遍应用之后，是否可缓解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问题？
本文将重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1．从宏观经济入手，以机器人为主的技术应用是否会改善我国社会生产率，稀释劳动力供给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2．从微观行业入手分析，研究当下机器人应用的紧迫性，以及实践中的价值。若以上问题可以得到合理解决，作为投资者的我们就有理由锚定行业一些企业了。
注：这里定义的Robotics，是具有自动化和智能化特点，且能够协助人们完成部分重复性动作的软硬件能力。
我们首先整理了我国过去10年内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见下图
在过去的十余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该指标为“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这也就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越发成熟，使得劳动力的产出增长速度在变缓，也就是，劳动力供给对总生产总量的拉动边际效应减少。
我们再考虑劳动力供给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重组生产关系，提高农村生产效率，释放了大量农村的闲置劳动力，其后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优势，迎来了社会大繁荣的新篇章。
上图为我国跨省农民工的迁移总量，可以明显看到以2013年为界，上图中折线斜率由陡峭日渐平缓，受疫情冲击，2020年后农民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2021年即便经济有了明显的复苏迹象，农民工也仍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农民工供给变缓，其一方面在于农村土地资源的改革（如土地流转），农村产业重塑拉动收入增长，以此吸纳了大量就业，另一方面则由于大学入学率的提高以及第一代农民工的老去，使得总劳动供给面临收缩的局面。
无论是何种原因，都会不同程度上影响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薪水增长大于生产效率提升），如前文所言，在进入全球贸易体系后，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比较优势，快速融入了全球贸易，换取外汇，此后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和财富累积，尤其在加入WTO之后。
如果由于劳动供给的问题，则明显会不利于我国商品竞争力，降低我国出口商品竞争优势。
上图为我国出口商品占亚洲总量百分比，与农民工供给图对比来看，我们会直观获得：
其一，2015年前后我国出口商品占比达到峰值，此时又恰是农民工输入的高峰期，也就是说，以强大的人力资源为储备，我国出口商品获得竞争优势，市场占比节节攀升；
其二，随着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收窄，劳动力供需关系开始逆转，我国劳动力供给优势开始削弱，这就很大程度上就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若此趋势持续下去，疫情之后，世界各地生产秩序恢复，我国出口就仍然将面临此形势，事实2015年之后我国出口商品占比有所下降，也是东南亚为代表的廉价劳动力红利国家快速进入国际贸易体系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舆论界又有一种思想，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过去，接下来我国要以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导，在比较优势赛道切换节点内，劳动力供给对出口影响权重是在衰减的。
此理论看似有道理，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当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占出口总量仍然是较大的，我们整理了2022前两月我国出口商品占比情况（以金额为统计口径）。
在现阶段，我国出口产品类别中“服饰”“玩具”此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有较大比重和规模，尽管高技术附加值产品亦在快速增长中，但劳动密集型作为基石品类的重要性是不能被忽视的。
可以说，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正处以关键时刻，一方面技术密集型产品还未完全实现优势地位，正在爬坡期，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又处在劳动力供给下降中，竞争优势衰减。如果要实现根本性突破，我们认为现阶段还是要保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地位。
结合开篇所言，当下劳动生产率也是在缓慢成长周期，以往以提高劳动总供给来对冲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手段已经难以奏效，也就是要稳定我国商品的全球竞争力，就应该在以技术提振劳动生产率方面做文章。
回到Robotics这一话题，在两会期间，有委员提出要使这一技术在恶劣环境下替代人工的喷涂机器人、打磨机器人，只要经济性、技术性、可靠性满足要求，建议出台制度推荐该工种用机器人替代，关键词为“经济性”和“技术性”。
如技术成熟，便可全面推广使用，机器人代替一部分人工，一方面提高了恶劣环境下生产的安全性，且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以机器人介入生产中，亦可提高劳动力总供给，可稀释生育率不足对我国竞争力的影响。
接下来为客观验证机器人对微观产业的影响，我们以餐饮业为样本，来探求如果机器人作为外生劳动力进入行业将带来的影响。
之所以选择餐饮业为样本，原因为：1．餐饮业是疫情下冲击最大的行业，其中人力成本占比又相当之大；2．餐饮业对省人力的要求又相当迫切。
我们整理了近十年来农民工在餐饮业薪水与行业零售总额增长情况，见下图
在过去十年，餐饮业整体上处于快速增长势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收入增速要领先于员工薪水增速，企业在此时还有不错利润空间的，但在2020年疫情之后，尽管餐饮业遭受重创，但从业者的薪水仍保持了增长的幅度。
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两个周期呢？既然前文所言劳动力总供给是递减的，但为何未能反映在餐饮业的收入增长中呢？
上图为我国城市总就业情况和分部门就业情况，可以看到2010年之后，工业生产部门就业总规模就在下降通道中，与之对比的是服务业成长性大幅提高，尽管总就业人数呈下降态势，但由于人们就业选择更偏爱服务业，就使得第一和第二产业人群大幅向服务业迁移，提高了服务业的总供给，也就延缓了劳动力供给对餐饮业的影响。
经此分析后，我们也发现了两个问题：1．服务业的增长本质上是以降低生产部门的优势带来的，当服务业抽走大量就业后，就造成了生产部门的空心化，强化了上文我们所言中国商品的竞争压力；2．进入2020年之后，服务业就业规模增长变缓，成为推高收入水平的主要力量，疫情之后，企业就要在营收收缩之时增加成本，无疑加重了负担。
将制造业与服务业统一思考，就可以得出：
现阶段，我国仍然要平衡外循环与内循环的关系，既要在劳动力供给有限的情况下稳住劳动生产率，使中国制造可以在世界中保持优势，又要对内不提高服务成本，不因劳动力因素推高CPI，这是有相当大挑战的。
当前餐饮业正遭受巨大的冲击，疫情阴云尚未散去，海底捞，呷哺呷哺等知名连锁企业都选择关店来保利润，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运营成本，缓释企业运营压力，那么关店潮很有可能会通过反身性与行业下行压力互相强化，届时无论是对宏观经济还是微观个体都将产生极大影响。
这也回到了我们对Rotobits的思考，当劳动生产率，出口竞争优势，内需CPI等诸多要素交织在一起时，我们认为破题之举乃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再加上劳动力供给变缓这一前提条件，便是以科技力量提高效率，为我国平稳过渡此关键节点创造条件。
此外如果机器人的应用得以普及，也可改善我国不同产业间的劳动力分配不均的问题，尤其可以降低服务业的用工需求，提高制造业效率，以全面提高我国多产业的综合实力。
根据公开信息，机器人已经开始在重点领域推广和普及，如我国在2015年确定了到2025年每年制造26万台工业机器人的目标，但该目标提前4年就实现了，在去年前3个季度，中国全国的工业机器人产量为268694台，这已经是相当明确的信号了。
最后总结全文：结合我国宏观现状以及行业特殊情况，机器人极有可能是破解当下现状的突破口，在劳动力供给收缩之时保持我国竞争力，为对内改革创造时间窗口。
作为投资者，机器人的蓝海时代很可能就在眼前了。
原文标题 : 提高劳动力供给不能等“三胎” Robotics蓝海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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